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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磋商赔偿机制,促使责任人及时开展修复和赔偿。提高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能力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是损害赔偿制度的技术保障,目前,我国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能力如何?能否为损害赔偿提供足够的支撑?答:我国环境鉴定评估能力初步形成。
方案设计多样化责任承担方式,要求试点地方根据责任人主观过错、经营状况等因素试行分期赔付等多样化责任承担方式。试行分期赔付确保企业可承受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往往比较巨大,方案是否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答:我们在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特别是企业的承受能力问题。既使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修复和赔偿,又督促企业转型升级,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下一步,环保部将联合最高人民法院、科技部、司法部等有关部门,通过加强能力建设、完善技术体系、规范鉴定评估程序、推进纳入统一司法鉴定管理等工作,提高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能力水平,为行政、司法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撑。二是弥补制度缺失的需要
一是有了相应的技术方法。让损害者担责问:为什么要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答: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一是实现损害担责的需要。美国能源业几年来也曾把碳捕俘技术用于旧油井和天然气井;最初尝试建商用燃煤电厂把排出的二氧化碳埋入地下的项目已拖期、超概。
要提醒的是,不要幻想为使大气复原,可从空气中提取大量的碳。英国《卫报》环保通讯记者苏珊娜戈登伯格(Suzanne Goldenberg)14日报道说,著名气候学家舍恩胡贝尔(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推崇植树造林,呼吁采用除碳技术,帮助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相反,在石油生产国如沙特阿拉伯和马来西亚反对后,《协议》的表达是人为排放源与温室气体移除阱间的平衡。这位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负责人说,他预计《巴黎协定》推动诸如碳捕俘与储存(CCS)等技术,因为这种技术用了几十年,但不是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补救措施。
中国在巴黎大会上的作用非常抢眼,应对气候变化开放与自信,既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巴黎协定》也许因为排放目标的措辞,对这种技术更加着力
印度承诺选择一条气候友好的、更清洁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道路,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到203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33%至35%,到2030年实现约40%的电力累计装机容量来自以非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资源。另外,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执着追求高目标,欧盟国家希望新协议能确保各国提出的减排目标得以实际落实并接受定期复审,确保之后的每5年可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对各国承诺的减排目标落实情况进行一次复审,并希望将其以法律形式在新协议中固定下来。美国也指出其当前减排意味着2050年相较2005年减排80%。以发展中国家为依托,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
气候变化是重大的全球性治理问题。奥巴马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强调,对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并认为此次大会也将表明恐怖袭击阻止不了全世界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中美欧在气候变化领域上有分歧,也有合作。中国已成全球气候治理的利益攸关方在这些困难面前,大国的引领作用尤为重要。
迎接全球低碳发展时代的到来总而言之,全球正在经历从传统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转折点。分歧有待共同克服然而巴黎气候大会仍存在一些分歧有待共同克服。
中国可能成为生态文明和低碳发展的最大赢家,中国也将和世界各国一起引领绿色发展的政治经济变革。作为自下而上形式的减排贡献,预案呈现出光谱式分布特点,且法律形式也趋向宽松。
此后,谈判朝着软性的框架,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推行。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新能源技术的成本在快速下降,其中太阳能光伏降低75%,风机机组降低30%,可再生能源已是全球第二大电力来源。瑞士提及其2050年相较1990年减排70%至85%的意向性目标,且2050年人均碳排放为1至1.5吨二氧化碳当量。目前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渠道太分散,中国内部应该协调整合,建设整体资金援助管理体系,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中国正在凭借中美间已经建立的全面能源和新经济领域的合作框架,积极拓展大国低碳合作。发展中国家只有在竞争中谋发展,推动低碳化,才可能在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5年11到12月间举行的巴黎全球大会是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达成以后的最重要的气候谈判大会,此次大会将在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基础上达成各国应对全球变暖的行动计划以及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在气候大会的背后,最根本的是世界能源结构变化的大趋势。
对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的认识,基于各大国对于自身国家利益得失的判断,也基于各大国就气候责任的道义担当。全球气候治理中大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累计排放量看,美国第一(27%);欧盟28个成员国第二(25%);中国第三(11%)。
自与美国、法国等发表联合声明之后,中、美、欧三方的地缘政治角力逐渐重新向合作的方面平衡,彼此之间对于气候变化的合作共识正在逐步形成。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将最终取决于各方如何在区别的责任中找到一个圆满的平衡点。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大背景下,低碳化日益成为未来国际经济体系变化的支撑。气候外交的重要关切之一是保证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保护全球气候。我们需要承认,大国竞争也是推动气候变化治理的动力。2015年的巴黎全球气候大会和2009年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在时机等方面已决然不同。
法国总统奥朗德则坚持巴黎气候大会可能达成的协议应有法律约束力,否则就意味着无法促使相关国家履行做出的承诺。虽然煤电仍是最主要和最廉价的电力,但其造成的空气污染成本代价昂贵,在高排放国家甚至超过GDP的10%。
二十国集团国家的碳排放量超出世界有史以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在2014年11月APEC峰会期间,中美两国刚刚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仅仅10个月过去,中美就再次联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声。
2015年,全球元首会聚巴黎,各国都强调达成在全球范围内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定,全球气候治理因而朝向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其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大环境已明显好转。中国作为排放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与印度、巴西两大发展中国家签署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强调了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应该努力做出贡献。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踏准全球低碳和绿色发展的脉搏,中国经济这艘大船才能更好地乘风破浪,一路前行。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提交了有关开展温室气体减排等气候行动的国家自主贡献预案。2015年6月,七国集团率先提出到本世纪末全球应该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同时到2050年的全球碳排放量应比2010年降低40%至70%。《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
中国外交部在巴黎气候大会前夕特别指出,巴黎气候大会需要引领方向,向世界发出绿色低碳发展的明确信号,将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转化为各国经济转型升级、保障能源安全、降低气候风险的内在动力。全球正在经历从传统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转折点。
美国国务卿克里认为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不会像《京都议定书》那样是一个条约,也不应有约束力。由此可以看出,在对待巴黎气候大会新协议的法律约束力问题上,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分歧。
中国计划研究制定长期低碳发展战略和路线图,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到203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将减少60%~65%,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因此,基础四国(由中国和巴西、印度、南非组成)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四国,基础四国必须搞好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